接谈中，刘银花哭诉了家庭的不幸遭遇。　儿子方新华刚出生时，身体都很正常，但在３个月大的时候突然发高烧并引起抽筋。那时刘银花居住的市郊区北港村太阳组还很偏僻，荒山秃岭的，也没有大路进城，加上家庭困难，当时她和丈夫怀着一种会慢慢好起来的侥幸心理一直熬到天亮。

可孩子情况愈发严重，已经烧得昏迷不醒，刘银花和丈夫见势不妙才抱着孩子跑到郊区医院。医院全力抢救虽然保住了孩子的性命，但孩子脑神经已经被烧坏了。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这个家庭始终蒙着一层阴影。

在刘银花的悉心呵护下，方新华慢慢长大，由于脑神经烧坏，他的智力出现严重问题，不会讲话，口角一直流涎，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看着自己的儿子无法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刘银花暗下决心，即便是倾家荡产，也要治好儿子的病。

从此，刘银花和丈夫找亲戚朋友四处借钱，抱着孩子奔赴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踏上求医问药的漫漫长路。为了给儿子治病，刘银花的丈夫长年在外奔波，饱一餐饥一顿。为了节约开支，他有时买几个馒头要吃上几天，甚至在天寒地冻的冬天喝冷水、啃冰冷的馒头。即使身患严重胃病也咬紧牙关挺着，舍不得多花一分钱。

然而，不幸的事情再次发生。２００８年１１月，刘银花的丈夫因胃癌晚期倒下了、永远走了。当时方新华已经３０岁。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刘银花的年纪也大了，而且她也患上了多种疾病，加上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再为儿子治病，体力上难以应对，经济上难以支撑。没有继续治疗，儿子的病情愈加恶化，常常几天卧床不起，水米不沾。

这一连串沉重的打击，也让刘银花感到心力交瘁、生活无望，深深陷入无边的痛苦之中。

了解到刘银花的遭遇后，同事邓元辉立刻与通海路管理处信访办联系。信访办张主任也十分无奈，刘银花能够享受的低保等政策都已经办理，能够照顾的补贴都已发放。

邓元辉详细了解情况后，随即组织管理处、社区对刘银花的实际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核实，并集体商议后续解决方案。

大家一致认为，刘银花年岁大了、身患疾病，说不定哪天也会突然别子离世，儿子方新华将会没有任何着落，生活也没有保障。从方新华的长期帮扶以及生活、医疗长期保障角度出发，经开区信访局、通海路管理处以及社区研究决定，为方新华申办残疾补贴、申报治病的基本免费药物以及每年进行困难救助。等到刘银花“百年之后”，再将方新华安排到养老院养老，并由管理处、社区出钱请人护理，照顾他的日常生活与起居。这样就解决了刘银花老人的后顾之忧。　安排好这一切，我又帮刘银花的儿子写了一份请求到岳阳市康复医院住院治疗的报告，并多次带刘银花跑民政局办理相关手续。２０１９年初，方新华顺利住进了岳阳市康复医院。

前不久的一天上午，刘银花再次来到我和邓元辉的办公室，说儿子的病情有所好转，身体也恢复得很好。临走时说，没有我和邓元辉的帮助，她和她儿子就失去了生活的希望，并说了一些一定要感谢我们的话。趁我们不注意，刘银花悄悄地将两个红包放进了邓元辉办公桌的抽屉里。

邓元辉第二天上班拉开抽屉时才发现，两个红包上分别写着“黎主任、邓主任收”几个歪歪扭扭的字。打开红包，里面分别放着两张红版的１００元钞票。这可是刘银花娘俩一个月的生活费啊，我感慨地说。我和邓元辉决定将这两个红包交给纪检组长赵欢。

当即，赵组长就通过电话联系了刘银花，拜托她到信访局来一趟。刚开始，不管赵组长怎么讲道理、讲政策，刘银花死活不肯收回红包。她说，没有黎主任、邓主任两位领导的帮忙，我和儿子就过不上今天这么好的日子，我不懂什么大道理，只知道他们帮了忙，就要感谢他们，而且是我心甘情愿送的。

赵组长又语重心长地对刘银花说，帮助你们一家解决实际困难，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如果你非要黎主任、邓主任收你的红包，那等于是害了他们。

这时，刘银花终于认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颤抖着双手接回了赵组长手中的那两个红包。临走时，刘银花拉着我和邓元辉的手久久不肯松开，两行热烫的泪水从湿润的眼眶中垂落。半晌，伴着哽咽声，刘银花老人“声嘶力竭”地说出一句话：“你们是我和儿子的大恩人哪，好人啊！”然后向我们深深地鞠上了一躬，走出了办公室。